文丨陈之琰
编辑丨刘旌
曾经的个人英雄
如果说投资行业只有一条评价标准，那一定是回报。十年前，回报10亿美金已属举世瞩目，如今随着创投行业通胀，这个数字至少得是20亿美金甚至更多。但足以让一个投资人成为传奇的，绝不止是超额回报本身。
不妨罗列一下过去二十年间最闪耀的几笔投资：徐新投网易、京东；龚虹嘉投海康威视；沈南鹏投美团、点评（以及力推二者合并）；刘芹投小米；张斐投快手；张磊投京东，以及王琼投字节跳动。赚大钱是以上每一笔投资的共同特点。其中佼佼者莫若王琼：如以字节如今亿美元估值为计，SIG的账面回报将超过亿美元，这或许比中国创投行业一年的回报总和更高。
但这并不是这些故事最激动人心的部分。
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些投资中最被提及的几个关键字。徐新投网易：地狱时刻、众人要卖、唯一反对。刘芹投小米：12小时电话粥、超配一期基金的45%、app时代投硬件。王琼投张一鸣：三度信任、餐巾纸蓝图、找遍世间投资人。沈南鹏投美团、点评：“赛道”理论、王兴盖章过的“真正厉害的投资人”、合并的幕后推手。张磊投京东：校友活动偶遇、要万偏给亿、“被骂人傻钱多”。
以上每一个关键词都足以构成一个耸动的标题——在传播学中，这被称为“新闻点”。但回到投资这个行业，他们的确从不同角度满足了人们对这个职业的极致想象。
比如徐新的故事体现的是一个投资人陪伴founder熬过谷底的信仰。王琼充分展露了她对押注S级创业者的执拗。沈南鹏投资并力促美团、点评的合并，则显露了一个纵横捭阖的投资人的商业判断和影响力。张磊的故事就更戏剧性了，这不就是一个“今天你看不起，明天让你后悔莫及”的反转故事。
这也就是为什么，以上公司都先后完成过多轮融资、涉及众多投资人，却独独让这几位投资人超然其中。
某种程度上，这些故事的另一个共性是：它们与早期投资人们时常挂在嘴边的“非共识”异曲同工，都洋溢着一种“世人皆醉我独醒”的特质。
所以，一个“传奇投资人”至少包括三种语义：回报巨大、对公司有一定影响力（或于危机时刻投入），以及，一个戏剧性的投资故事。
创投偏偏又是个极度依赖个人能力的行业，个体的传奇更易于被传扬、理解、进而转化为对一家投资机构的背书。无论是对出资人还是对创始人，这些传奇故事能一句抵万句，承担着最有说服力的的解释功能。
然而在过去一年，中国投资行业全面进入科技领域。并且人们相信，这将是一场还将延绵很久的、最不可忽视的投资主航道。这也是我们试图通过这篇文章讨论的问题：科技时代会诞生更多的传奇投资人吗？
投资故事新语境
先说结论：很难。
理论上，科技是VC这个行业最初、也最应以此安身立命的源动力。但在中国的过去二十年创投浪潮中，真正的科技——尤其是硬科技——并不是最关键的商业变量。这是每个人都明白的道理。
但在过去半年，伴随着ToC机会（比如刚从幻梦中惊醒的大消费）的进一步殆尽，早已拥挤不堪的一级市场才开始拥抱科技。一般认为，与互联网平台、消费品以用户个体（ToC）为主要客户不同，科技类企业大多是面向企业级客户（ToB）的特点。主要包括：人工智能、智能制造、先进技术、生命健康、以及企业服务等拥有较高技术壁垒和创业门槛的赛道。
也正是因为更高的认知门槛，以及繁复的解释成本，决定了这些商业故事的表达困境。
“投中茅台的一定能成为明星投资人，而投中宁德时代的明星程度就会少很多。”一位多年投资科技领域的VC合伙人这样说。因为“中国有几亿人关心茅台，但关心宁德时代的可能不到万。”
这不难理解：既然影响力是构成一个投资人传奇性的关键因素，这就注定了科技投资的隐秘性。这也是许多科技投资人向6氪表达过的“苦衷”——尤其是在ToC投资大红大紫的年代。
难以被解释和传播，只是最显性的部分。更关键的因素来自于，科技企业发展的固有规律。
首先是超额回报的可能性在降低。回顾此前20年的中国创投行业，不论是腾讯、阿里，还是美团、字节，ToC公司的超高价值本质上是一场winnertakesall的战役。这才使得一级市场的投资者们能频频上演“资本换流量，流量换规模，规模换垄断，垄断换市值”的戏码。
在科技投资领域，这几无可能。华创资本合伙人熊伟铭告诉6氪，科技投资大量的机会是ToB的，这些机会即便被最终证明正确，也会出现多个并行的成功玩家，“Winnertakesall的机会一定不会像ToC互联网时代那样多”。
在时下正酣的半导体、云计算、智能制造等领域，即便资金已经大范围涌入，但从终局来看，有机会达到百亿美元市值的公司可能屈指可数。根据IT桔子对中国独角兽公司分布范围的统计，在涵盖人工智能、云计算、SaaS等领域的大企业服务赛道中，目前仅有人工智能类企业估值能到40亿美元以上，此外0余家独角兽公司估值均在10-0亿美元区间内。
当然，这或许只是一个阶段性现象。但熊伟铭也向6氪表示，只有当一家ToB企业以个人作为最终生产力单元时，才能形成“极高的天花板”。至临资本创始合伙人姜皓天对此有一个更形象的概括：“硬科技的成功相对互联网，是灌木和巨杉的区别——更多更散，但很难更大更高。”
或许有人会提到一个反例：如今市值近1.5万亿的宁德时代。单从绝对回报来看，宁德时代至少成就了一对伉俪投资人。年10月，由裴振华实际控制的宁波联合创新出资万人民币投资入股宁德时代，至今回报超千倍。在不久前发布的《年胡润百富榜》中，斐振华、容建芬夫妇排名第49位。
可问题在于，宁德时代的成功实在难得。年，中国出台新能源汽车产业优惠政策，如果外资占股超过50%便无法享受政策优惠。因此，曾毓群才从原来日资控股的ATL公司将研发部门独立出来，牵头成立了宁德时代。年，公司刚一成立便与华晨宝马达成合作，随后又与吉利敲定15亿元的合作，成其一飞冲天的起始点。
复盘宁德时代十年万亿级别的成长路不难发现，这并非是一场硬科技时代的典型成功，而是技术创新叠加行业红利、政策红利下的结果：伴随新能源汽车迎来爆发期，宁德时代很大程度上是在政策筑起的高墙中，在缺少足量竞争的情况下，一路高歌猛进。说到底，还是一场特殊的winnertakesall。
从这层意义上来说，最典型的VC商业模式——“投个，期待至少1个巨额回报”——在遇到天花板普遍较低的科技投资时，已经发生改变。
对标美国，ToB领域确实有着微软、Salesforce、oracle这样的上百亿、千亿美元市值的大家伙，但即便是在公认更适合ToB公司的美国，这些公司也历经了极其漫长的成长。
上世纪70年代成立的微软直到世纪末的最后一天，才创下了亿美元的人类历史上上市公司最高市值纪录，历经0余年。Salesforce从成立到长成一家市值10美元的上市公司用了5年，而真正成为企业级SaaS帝国则经历多起并购整合，花了将近15年的时间。
尽管随着疫情常态化和国内数字化深入，近两年资本对于科技类公司的认可程度和估值水平都在显著提高，但投资人们也深知，这些公司从单一技术到成熟产品、扩大商用的过程一定会比toC公司要更漫长。
一个或许不甚科学的对比：如今数据库领域的当红炸子鸡“Pingcap”，在年拿到经纬创投的第一笔融资，到年C轮融资时，投后估值为2.5亿美元。即便今天已成为硬科技领域的新晋独角兽，年E轮融资后的投后估值仍在0亿美元左右。而也是在年拿到第一笔融资的拼多多，在三年后便赴美上市，当天市值达亿美元。
这恰是科技投资和VC基金属性的天然矛盾。在国内的私募股权投资领域，投资机构募集的一支基金通常有固定存续期，一般为“5+2”或“7+2”，最长也不过“10+2”。
当一种创新的实现周期远大于投资人在一家投资机构供职年限，甚至远大于一期基金存续期的时候，无可避免地，投资人个体在其间的参与感和重要性必然随之减弱。
一个典型案例是刚刚IPO的芯片设计公司格科微。这家成立于年的公司，一度吸引过不少机构的投资，但18年的等待实在漫长。最终，也只有一家外部机构守到了这一刻。
具体到ToB领域，还有一个现实问题是，已经巨头的大厂们——无论是阿里云、腾讯云、飞书、抑或是美团的“数字化转型”，都从源头压缩了新生toB企业创造更广价值的空间。这几乎是所有ToB投资人的共识。
如果说单个案例的巨型成功很难有，那投资人有没有可能通过多个小型成功来获得最终结果的大成？
“非常难。”这是云启资本合伙人陈昱的结论。这位在科技领域深耕近十年的投资人告诉6氪，这从理论上分析都难以实现，因为在科技领域“跨界”极难，“重复命中的人一定会有，但会比以前少很多”。
一方面，不同于商业模式类创新具有相似的底层逻辑，科技领域不同赛道、涉及不同产业的分界和差异极为鲜明。“商业是1-10，而科技是0-1，0-1的跨行业存在着巨大的认知门槛和障碍，投资人学习的成本会高很多。”
另一方面，不同领域的科技创业者也分散在科研、产业的各个环节，原本ToC时代无论是瞄准高校、还是大厂mapping方式，也比较难真正建立起全面覆盖优质硬核创业者的人脉圈。
还有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原因是：科技投资其实并非一个完全市场化的投资市场。尤其是半导体、智能制造等企业对政府、产业背景资本确实也有更多元的需求，市场化资本不再是驱动超额回报的唯一要素。这将进一步压缩了VC投资人们“建功立业”的空间。
传奇的可能
过去二十年，创投英雄人物的风起云涌大致可被归因于技术、人口、行业三重红利的叠加。然而，如今国内人口和行业红利空间都相对有限，新技术红利技术可谓唯一的、拥有较大可期性的道路。与此同时，在上一阶段得胜的基金们都已拥有蔚为壮观的规模。
钱多、（投资）人也多，而道路却异常逼仄——这是过去几年间一级市场许多怪诞的根本来源。所以类似的现象屡见不鲜：头部机构内部看同一赛道的VP可能并存-4个；前一天还估值5亿美元的硬科技项目因top级基金的